本報記者 王鑫 發自北京
  這兩天,郭芳又在四處張羅著借錢,“現在正是花錢的時候。”眼下是不少企業簽訂冬季用煤合同的時候,用郭芳的話來講,現在乾什麼都需要錢,“手裡沒錢心裡沒底”。
  郭芳是甘肅省某煤炭運銷公司的老闆,已經做了幾十年的煤炭運銷生意,簡單地說,郭芳是在“販煤”,就是從煤礦上買煤,然後賣給需要的企業,賺其中的差價和運費。
  但今年,情況似乎有些不同,平時很好約的企業領導,基本都拒絕了郭芳吃飯的邀請,這讓郭芳有些不解,“後來我才知道,國家開始管制煤炭市場了。”
  從地方到中央,能源系統正在進行著一場大規模的反腐與重建行動。自2013年以來,原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、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等多位能源系統官員、企業高管被查,能源審批鏈條暴露出嚴重的貪腐問題。
  跌入極寒的煤炭行業,大量的矛盾與灰色地帶正加速浮現,之前,它們深藏於暴富的狂歡與利益交換的默契之中。
  掙得多送得更多
  業內經常說賣煤的比挖煤的更賺錢,這成了郭芳步入此行的初衷,但當她真正進入這個行業後才發現,很多事情並不像她看上去的那麼美好,從煤炭被拉出來的那一刻起,花費也就開始了。通過公路運輸的她,“基本上掙10塊,得送出去8塊。”
  這和另一煤炭中間商曹林遇到的情況一樣,不同的是,曹林的煤走的是鐵路運輸,這樣一來,無形中又多出了一筆請車皮需要的花費,“我要掙10元錢,差不多得花出去30元。”
  2007年,希望從煤炭中發財的王浩在上海,他的老家在山西。那年初,他回老家時瞭解到的情況是,在上海賣到500多元一噸的煤,在山西不過200元。這個差價很誘人。他算了算,從山西到上海,鐵路的運費不過每噸100元,還有200多元的“賺頭”。
  但經過一番周折和奔波後,他決定罷手。“搞不到車皮。即使搞到,費用也很貴。除了國家規定的運費之外,還有很多雜七雜八的費用。”
  王浩算了一筆賬,所有的費用加在一起,他非但賺不了錢,反而是處於賠錢的狀態,於是他放棄了想“一夜暴富”的想法,開始安心工作,“這不是一般人能幹成的事情。”王浩這樣總結道。
  煤老闆王名給時代周報記者算了一筆賬,煤礦出來的一噸煤的開采成本在五六十元,但現在,在秦皇島賣500多都還處於賠錢的狀態,“所有的環節都賠錢,你說中間那幾百塊差價都哪裡去了?”
  他說,煤炭銷售在報價的時候,會把包括請客吃飯在內的所有的費用都加在銷售的價格裡,按照這個推算,可以說,幾百塊的差價都是維護關係所必須的花費。
  實際上,對於那些需要火車運輸的經銷商來說,請車皮也是不小的一筆開銷。當年,王浩就深知這筆費用里有學問,但當他在請教那些“行內人”時,一旦被問及細節,都三緘其口,“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放棄做這件事情的原因。”
  “我們每月都會做計劃,把自己本月可能需要的車皮數量上報,這叫請車。鐵路有關部門看到我們的請車計劃後,就會根據具體狀況來批覆我們的請車計劃。”但計劃只是計劃,有些時候,計劃始終趕不上變化,這一點王名體會尤為明顯,“這些年來,每天下午6點,就是我們告知大秦線車務段第二天需要車皮數量的時間。”
  但就是報計劃,也需要一個部門、一個部門的去打點,王名說,他們是民營公司,必須得掛靠一個大型國企。一般的程序是從縣裡報到市裡,如果市裡卡住你,就報不到省里,然後由省里再到交易中心,最後才能送到太原鐵路局。“如果這些不逐層打點,那麼不知道哪個地方就會被卡住。”王名說,上報計劃一級要花一萬塊,
  王名說,在車皮最緊張的時候,一個車皮他曾經最高花了28萬。“便宜的時候可能十幾萬或者五六萬。”
  能源系統大反腐
  中間環節“損耗”的利潤,大多變成了利益輸送的籌碼。
  5月15日,新華社專電稱,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。據悉,魏被帶走時,家中發現上億現金。一位業內消息人士透露,魏鵬遠在能源局煤炭司負責項目改造、煤礦基建的審批和核准工作,很有可能是這個過程出了問題。
  在魏鵬遠落馬的同一時間里,核電司司長郝衛平、能源局副局長許永盛和新能源司一名官員亦被相關部門帶走。在他們之前,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金道銘、中國科協黨組書記申維辰也相繼落馬。據媒體報道,兩人均涉及山西煤炭行業的貪腐問題。
  魏鵬遠並不是第一個被爆出收受能源領域巨額錢財的官員。2013年12月,呼和浩特鐵路局副局長馬俊飛受賄案開庭審理。法院查明,在馬擔任呼和浩特鐵路局副局長期間,先後收受40家企業錢物200餘次,贓款合計超過1.3億元。
  最終,呼和浩特鐵路局原副局長馬俊飛犯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,被河北省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,緩期兩年執行。
  以馬俊飛任職的22個月計算,他平均每兩天就受賄一次,每天平均近20萬元。
  “其實這都不算多。”煤老闆王名說,目前在山西的一些煤炭資源比較豐富的縣市,有權的基本上都在企業有股份。每年的分紅雖然會根據企業的效益來決定,但基本都在幾百萬甚至高達幾千萬,“太少了,他們也不乾啊。”
  在反腐高壓之下,一些官員變“聰明”了,不要回報,不要回扣,要入股。更長久更安全,一般是派可靠的人,親戚或者朋友入股,“以前是送錢,但是現在都不要錢了,都是給股份。”
  王名說,企業都是希望官員來參股的,這樣一來,就等於這個企業有了“保護傘”。如果有某個部門過來找麻煩,那麼這個官員就會給相關部門打招呼,讓他們不要來找事。但即使這樣,該打點的部門依然還是需要打點,雖然不用那麼頻繁,數額也不會那麼多。“要不然總來騷擾,入股的官員也會不勝其煩。”
  一些企業,看著是某一個人的企業,但法人只是站在前臺的幌子而已。
  “現行國家政策下的審批權就是讓有關部門有尋租的可能性。”一名要求匿名的煤炭專家稱,這確實很容易滋生腐敗。
  2013年底,國務院與發改委先後出台相關規定,要求取消和下放部分核准事項。
  昂貴的敲門磚
  上世紀90年代,想開一家煤礦很簡單,煤礦並不值錢,因為開礦賺不了錢,甚至還會賠錢,所以有關部門對這個行業並不關註,也沒有那麼多管轄部門,也沒有人來吃拿卡要,甚至連煤炭生產許可證和煤炭經營許可證都沒有。王名記得,2002年以前,山西一個煤礦賣8萬、10萬的都沒人要,“那時候的煤礦條件很差,也沒有什麼設備。”
  2003年以後,隨著煤價的上漲,採煤的人越來越多,煤炭行業的利潤越來越高,仿佛一夜之間,各個部門都開始設立自己的門檻。王名突然發現,有關煤炭的事情,已經開始有很多部門在管理了,“部門多了,費用自然就上去了。”
  開一個煤礦要辦手續很多,需要有政府批文、國家土地證、煤炭生產許可證、安全許可證等諸多證件。這些證件要經過包括政府、地質礦產、國土、煤炭在內的多個部門審批,王名說,辦事總得意思一下,“一個部門意思的不夠,可能手續就會被卡住。”王名說,“一個部門幾十萬起吧”。
  這一點郭芳也深有感觸,有一次,她去年檢公司的煤炭經營許可證,因為沒有提前做工作,公司的會計在做賬時又出了一些小問題,結果被審批的部門抓住了把柄,對方聲稱要吊銷她的經營許可證,於是她托關係,找熟人,說好話,送禮,“最後花了幾十萬擺平了事情。”
  王名的企業每年都需要到省煤炭廳去審批,手續齊全一般沒什麼問題,但也有特殊的情況,那就是如果按照省煤炭廳設置的年檢條件,偶爾有做不到就會被卡住。王名說,比如銷售收入完成多少,煤炭發運完成多少等等。“如果有問題,年檢就不容易過。如果問題嚴重,營業執照可能就會被吊銷,那為了保住營業執照,那花費的金額可不是幾萬、幾十萬那麼簡單了。”
  此外,每年還有個花錢的地方,就是擴充產能的時候,如果要想把產能3萬噸、6萬噸、9萬噸的煤礦,升到30萬噸,50萬噸,甚至90萬噸,需要一層一層往上走,而這裡,每一層都是一個關口。
  能源行業的大規模反腐也髮端於這一時期。
  2005年9月,山西省嚴厲打擊非法違法煤礦專項行動開始,嚴查黨政幹部和執法人員在煤礦企業里坐地分紅,通過家屬、身邊工作人員投資入股煤礦等腐敗行為。
  以2010年為例,山西在當年前四個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礦山領域違紀案件1126件,共有1590名貪官遭到處分,其中縣處級幹部79人,鄉科級幹部436人。
  每個人手裡都有一把割肉刀
  新一輪的肅貪情況表明,適逢十年黃金期的煤炭行業並未能阻止貪腐的擴散。
  李奇至今清楚記得當年他開煤礦時候的遭遇,用他的話來說,前期的工作絕對到位,各個部門各個科室該給的都給了,從幾千到幾十萬不等,但有一天,煤礦上突然來了幾個自稱是文化部門的人,煞有其事的轉了幾圈後找到了他,說他這個煤礦下麵可能有文物,這必須探查清楚,要文化部門的審批是無法通過的,“我當時懵了,我覺得該打點的都已經打點了啊。”
  李奇說,他跑了幾次文化部門說確定下麵沒有文物,但人家根本不理他。現在想想,李奇覺得自己真是很笨,“明白就是要錢啊,我當時都沒想到,還覺得文化部門管不了我們。”
  眼看離開礦的時間越來越近,李奇也帶著禮物去了文化部門,但對方還是不鬆口。沒辦法,李奇咨詢了一個正在開礦的“老前輩”,才知道文化部門在開礦初期確實也算重要的部門了,那個前輩還透露,打點類似文化這樣的部門,是要因人而異的,也要開開礦人的運氣,碰到好說話的,可能幾千塊就搞定了,碰到不好說話的,也許就得扔進去幾十萬。李奇一下子明白是自己的禮輕了。“最後一次給了十幾萬,手續很快就批了。”
  郭芳經常碰到的一個情況就是,自己去辦一件事情,到最後一個手續的時候,辦事員非說領導得簽個字,但實際上這並需要領導簽字,因為領導早就打點好了,“但不能因為這樣的事情去找領導,只能給錢了。”郭芳說,這樣的情況一般吃頓飯,兩千的購物卡也就搞定了。
  王名也曾經遇到過這樣的事情,對方說要準備資料,但當他按照對方所說的把資料準備好以後,對方又開始找毛病,說這個不行,那個也不行,要他繼續準備,跑了三次後,王名覺得還不如給錢了,“不送禮不給錢就折騰你。”
  每個煤老闆似乎都有相同的遭遇,曹林在給電廠送煤的時候曾經因為不懂“禮數”,電廠的門衛不讓煤進廠,好在曹林很聰明,他馬上出去給門衛買了兩條煙,兩瓶酒,雖然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,但門衛歡天喜地的收了以後,很爽快地放行了。這讓曹林又長了見識,之後,他就開始時不時的給門衛帶些煙酒,偶爾還請出來吃頓飯,自此,門衛對他拉來的煤就上心多了。
  在這件事情上,郭芳吃過虧,當年她剛給一個大型小區送煤的時候,還覺得領導打點好了,下麵的人請出來吃頓飯就行了,不必要特別的去意思。但現實很殘酷,大約一個月以後,郭芳接到小區物業領導的電話,說她的煤化驗的結果不合格,說要和她解除合同,“做了十幾年,第一次有人說我的煤不好。”
  於是郭芳以最快的速度,趕到了小區物業領導的辦公室,當時鍋爐房的那個女化驗員也在,當郭芳看到女化驗員臉上得意的表情時,她一下子知道自己錯在哪裡了,顯然小區鍋爐房的化驗員不滿意郭芳對自己的不重視。
  郭芳再三賠了不是又保證後,女化驗員的臉上才好看了一些,當和女化驗員一同出了領導辦公室門的時候,郭芳拉住女化驗員的胳膊,“姐,我們一會兒一起去逛街吧。”那一晚,郭芳花了上萬塊給女化驗員買衣服,也是從那一晚之後,她們的關係就親密了起來。
  在女化驗員的指點下,郭芳一一打點了鍋爐房的管理以及其他的員工,業務終於開始順利了。
  曹林也是一樣,去電廠的時候就買些東西,可以不貴,但一定要有,逢年過節,一定要送禮,“普通的科室,科長和科員就是購物卡,金額在1000到5000不等,”曹林不用管電廠的領導,因為他找有中間人,並且早就說好,利潤當中有50%是要給到中間人的手中的,“至於他給領導多少,這不是我操心的事情。”
  隨著煤炭黃金十年的終結,畸形的產業結構最終等來了徹底調整的機會。根據山西官方媒體《山西日報》在5月20日刊登的文章顯示:山西經濟增速一季度創近年來新低。今年一季度經濟數據顯示,山西GDP增速僅為5.5%(年初定下的全年目標是9%),位列全國倒數第三。其中,太原市一季度GDP為527.49億元,同比增長僅為0.1%,遠遠低於今年同期全國和全省GDP的增長水平。究其原因,是擔綱主力的煤炭產業“遇冷”,拖累了全省經濟發展。文章著重提出,“這再次深刻警示我們,煤炭產業畸重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難以為繼,轉型特別是煤炭轉型更加緊迫,慢不得更等不得!”
  對於煤老闆王名來說,催收賬款越來越難,煤炭領域資金鏈的斷裂,給他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。他希望在這個行業徹底崩盤前,能將之前的勞碌與打點兌現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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